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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是一篇回忆录式的文章，是对我与母亲艺术事业的片段回忆和小结。从我母亲参加工作，到我出身，再到母亲和我告别舞台，其中饱含着两代人心酸苦乐。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这里仅从我个人的角度，去记录和回忆那些属于台前幕后的生活和内心情感，并以此文献给那些过去、今天以及明天奉献和付出在文艺线上的人们。
二十五年了，我二十五岁。时间真快，二十五年就是一眨眼的事，恍如昨日，却是隔世。
二十五年前的那晚，天下着细雨，秋风飕飕，道路泥泞，而在一个小村子的打谷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因为县上的宣传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了，今晚有大戏上演——桂剧《闯王司法》。对于当时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农村来说，能看上一出大戏就犹如过年那样喜庆。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十里八村的老乡们纷纷赶到这略显拥挤的打谷场上，人人擎着伞，肩并着肩。小孩的啼哭声，大人的朗笑声，老人的咳嗽声，和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在那一刻混成一片。人人都期待着开锣的那一声响彻山谷，翱翔天际。也是那时，一位怀胎十月的孕妇端坐在台下，候在幻灯机旁，这便是我的母亲。母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桂剧演员。天生一副好嗓子，好模样，好身段。一九六九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她，在“革命”的感召下，高中辍学，进了宣传队，凭着良好的天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十七岁的时候，母亲成了宣传队里的“台柱子”，真正的当家花旦。只是那时的明星，不像现在的影视大腕，她们都是舞台上的角儿，凭的都是真本事，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舞台下的一个个血泡磨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一曲《红灯记》唱红了全县九乡九镇。不用说，您也许已经猜到我母亲饰演的是哪一个角色了。 “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八百斤……”这一唱，母亲就唱了四十年。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一辈子，是女人的一辈子。母亲不仅把青春献给了戏曲，也把一辈子的心血洒在了舞台上。当看到电视剧《青衣》时，我不禁心头一震，戏中的筱燕秋分明就是我的母亲。戏曲就是母亲的生命，舞台就是母亲的全部。戏里戏外，那就是人生。与剧中的筱燕秋不同，母亲不仅涉及花旦和青衣这两个行当，在改组剧团时，因剧团没有饰演老旦的演员，母亲毅然的选择了改行。对于年届三十的她来说，从唱了二十年的青衣改行成老旦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这不仅仅是换了行头，而是从骨子里变成另一个人，另一个魂。与花旦、正旦（青衣）不同，老旦的唱、念用的都是本嗓，但又不能像老生那样平直，刚劲，而是如青衣一样婉转迂回。念白也不是像青衣一样念韵白，而是散白。定要字字清晰，句句斟酌。真若是细数起来，此中不同也绝不仅仅如此。母亲是一个对艺术事业十分认真的人。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戏由心生”。唱的好与坏，自己知道。有没有用心，自己知道。选择老旦，对于母亲来说不是尝试，而是全力以赴。从“铁梅”变成“李奶奶”，母亲花了三年的时间。要唱好一个行当并不容易，必然要学习与借鉴，在当时，搜集资料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信息闭塞，交流不畅，是最大的障碍。并且，老旦这一行当戏份不重，主唱的也就不多，能流传下来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母亲唱的是桂剧，作为地方剧种，其推广具有局限性，音像资料基本没有，剧种的传承靠的都是口传心授。随着一代代名家的陨落。一些经典的唱腔也随之消失。母亲只能借鉴其他剧种，最多的是京剧老旦名家赵葆秀老师的作品。一盒磁带，听了又听，听坏了再翻录，再听。字字句句，细致琢磨。终于成功塑造了桂剧《血丝玉镯》中“张母”这一形象。历经1993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地方戏曲展演的观众都会记得。桂剧《血丝玉镯》最终获得1994年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说到这出戏，不禁勾起我心中难舍的情愫。我和剧团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是听着这出戏长大的。桂剧《血丝玉镯》自首演以来，上演三百多场，几乎场场爆满。最终这出戏被搬上荧幕，拍成电影，也是因为它作为戏曲演出上的成功。这出戏说的是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因为赌博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对于只有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剧情有些生涩难懂。但是婉转动人的旋律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却深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铭记，挥之不去。
我是听着开锣声出生的，也是听着锣鼓点长大的。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后台，最贴身的服装莫过于行头，最感念的音乐莫过于锣鼓。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夜里，怀着我的母亲还在幻灯机旁打着字幕，全然不知腹中的我要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我急不可耐，只是听到了锣鼓，便有如本能一样的冲动呼之欲出。我的出场可谓兴师动众。十几个老乡把我母亲抬出村口，坐上拖拉机，赶往县城医院。道路泥泞难行，一路颠簸，我突然没有了反应。母亲心想：“坏了，怕保不住了！”但是一到医院，母亲又痛起来，宫缩更剧烈了。可是母亲竟然笑了起来，还说：“还好，还好，没事，没事。”于是就这样，母亲痛并快乐着把我给生了下来。可见，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当然也要感谢老乡们，莫不是老乡我恐怕就要生在舞台上了。
我父亲是位军人，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还在荆门部队上。从我出生到九二年父亲复员转业，这近十年的时间，我都是与母亲相依度过。说来也奇怪，我的诞生完全是两个不同家庭的结合，父亲这边的兄弟都是行伍出身，母亲这边的姊妹都是文艺科班。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小时候，最多的是还是跟着母亲和剧团下乡演出，那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那会儿下乡演出，条件都很艰苦。不像现在，吃住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演员们要自带铺盖床架，条件好的能住老乡家，条件不好的只能在后台凑合了。一块布帘拉上，左边是女寝，右边就是男舍。由于，母亲带着年幼的我，自然很受剧团里长辈们的关照，总是优先的解决我和母亲的住宿问题，尽量安顿在老乡家，免受风雨之苦。吃饭，吃的是大锅饭，大锅饭可谓大锅。两口三尺大的锅就是全团人的伙食。一口做饭，一口烧菜。柴火烧出来的饭米香浓郁，甘味绵长，还带着一股柴火的清香。如今这两口锅已经不见了踪影，想必早已是锈迹斑斑，残破不堪。但是它却见证了过去那艰苦岁月里的质朴生活和淳朴民风。司厨的是剧团司鼓李爷爷的爱人唐奶奶。唐奶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每次烧菜做饭，她总是笑容满面。我也经常给她打打下手。添个柴，洗个菜。自然也很讨她老人家喜爱。每次吃完饭，奶奶总是把锅底的锅巴清理干净，用蓝色的小手绢包裹起来，留给我做零食，好让我在看戏的时候有得吃。锅巴金灿灿的，嚼到嘴里，松脆清香，乐此不疲。也许这也就是我经常爱去厨房的缘故了。说到零食，还有一样，便是母亲为我做的煨猪肝。母亲从菜市买回新鲜的猪肝，洗净，腌制，用草纸包住，打湿，最后放入灶膛里，用草灰盖上，就等米饭做好撤火后，香喷喷，热乎乎的煨猪肝就可打开食用了。这两样零食组合起来是天下最好的绝配。只是从剧团不再烧大锅饭的时候开始，我便再也没有吃上这两样东西。现在不免有些怀念，甚至伤感。
随团下乡的孩子并不多。只是父亲长年在部队，我只能跟随母亲。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一些剧目的需要难免要用到儿童演员，有个小孩跟在身边，以便不时之需。记得第一次上台，是我两岁半的时候，一出《红鬃烈马》就这样拉开了我的舞台人生。虽然在戏中我演的是一个小乞丐，台词只有一句，叫“我们不讨他们的米”。但就是这一句，往往引得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别看年龄小，戏份少，在剧团的长辈眼里，我是个很有“范儿”的小演员，每次演出我总是早早的化好戏妆，穿上行头，拿起道具，静静的在侧幕候场。演出完毕，又自觉地把行头和道具放回原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脸上还一本正经，俨然像一个从艺多年的老演员，不免引来后台演员的一片大笑，都说我是个好戏苗儿。其实小孩并不懂什么，就是觉得好玩、有趣。现在有时打趣的说：若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工龄，我恐怕比剧团里一些长辈的工龄还长哩。随团下乡的小孩就我一个，不免成了剧团的活宝，经常被团里的长辈们逗弄打趣，也就这样，下乡的时候剧团多了很多的笑声，其乐融融。
我真正开始学戏是九岁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意外。电视里播出《锁麟囊》的唱段，我竟然也能跟着吱吱呀呀的学唱，母亲听见感到惊奇，我竟然能学出程派的唱腔。说来也不怪，小孩的嗓子稚嫩、清脆、干净，是唱旦角最好的条件。母亲本行又是旦角，所以母亲不仅是我的母亲，还成了我的戏曲启蒙老师。对于我来说，学戏并不是件很苦的差事。母亲每天清晨吊嗓子，我也跟着，学戏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父亲是一直都很反对我唱戏的，而且强烈。这成了我最大的压力。我也很纳闷，父亲反对我唱戏，为什么娶了唱戏的母亲？我甚至觉得，父亲不能理解母亲的戏曲，那便谈不上爱，因为戏是母亲的命，母亲的戏也是用命换回来的。
有一次，母亲下乡演出《哑女告状》，这是一出很要体力的戏，而且一唱就是全本。当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能不能上台，大家都替她捏把汗。演员不仅要唱，还要跳。能不能全本唱完，所有人心中都有个问号。那时母亲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舒服，小腹疼痛的厉害。但是母亲还是坚持要上，而且是整场，谁也拗不过她。终于出事了。演出一结束，鲜血顺着母亲的大腿就流了下来，怎么止也止不住，而且越来越多，一个念头闪过，是“大出血”！母亲最终顶不住，顿时昏倒在后台。当众人七手八脚的把母亲抬上汽车，送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休克了。经过抢救，母亲转危为安。检查过后，医生说是因为剧烈运动使节育环错位，导致的大出血。父亲生气得语无伦次，破口大骂，骂剧团不负责，骂母亲不顾自己。母亲听了只是笑了笑，说：“还好，没有在台上出事。”
话说回来，《血丝玉镯》的成功离不开台前幕后各位演职人员的辛勤付出。母亲就是其中一位，三百多场的演出并不是场场都是那么顺利，曾记得母亲多次都带着病痛演出。有时候刚输完液，拔下针管便上台演出了，一上台母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像没有事的一样。唱念做打，一如既往。母亲演出有个习惯。演出候场的时候从不坐着，而是站在侧幕边上等着出场，也不与人闲聊，而是候在侧幕边上揣摩着台词，酝酿着情绪。对唱腔和表演的要求母亲向来是苛刻的，尽管平常的她在生活上是那么的平和，但对演出却是精益求精，力争完美，哪怕是对一个唱词的修改。母亲常说：“好的剧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母亲“磨”人、“磨”剧本的认真劲可称了得。“磨”人是对演员表演的要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表演的场景，一个内心的活动，都反复修改，直至满意。“磨”剧本是对唱词唱腔的设计，每一个字，每一句唱，都细致入微，考虑周全。从母亲的身上我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个演员什么叫“爱岗”，什么叫“敬业”。用母亲的话说叫“对得起”。对得起台下买票叫好的观众，对得起台上辛勤付出的演员，对得起幕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更要对得起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应有的良心。因为母亲知道，要做到十分的“对得起”，便要做出十二分的努力。台上的演员纵然光彩照人，受人敬仰。而台下的她们，作为孩子的母亲，作为丈夫的妻子，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默默承受。
正是这样的母亲，深深影响着她的儿子。当儿子独自登上舞台，那举手投足间映透的是母亲过去的影子。母亲的目光和冀望也无时不刻在我身边围绕。母亲是想让我成为另一个她，还是成为另一个我呢？一直以来我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但是我最终没有与母亲成为同行，从艺戏曲。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步入变声期。一年下来，嗓子变得面目全非，即使普通的练唱都愈发吃紧，吊嗓都变得困难重重。当我进行高音练习的时候，突然间哑然失声，我彻底明白：我的嗓子坏了！这也意味着我的戏曲人生宣告结束，我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母亲是我的戏曲启蒙老师，可时至今日，我也始终没有与母亲同台和戏，不由心生惆怅。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离开舞台，高中的时候，我因是班里的文艺骨干被选入学校的舞蹈队。九八年的元旦晚会，舞蹈《秦俑魂》让我找到了另一片天地，而与舞蹈的结缘便从这里开始。九九年，又是元旦，《军中绿马》开排，这是我独立编舞的第一个舞蹈，因为经验有限，所以质量可见一斑。此外仍有一个第一，那便是我第一次“晕台”。彩排的时候，作为领舞，心中不甚紧张，当音乐行至中途，我竟然忘记了动作，脸顿时吓得煞白。音乐已过去一个八拍，我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后面的动作我已经全然忘记。回过神来，我气急败坏的走下台，尽管舞蹈还没有结束。在后台，我一声不吭，心中忐忑：这是命运吗，我难道就再也不能回到舞台？失望、懊恼顿时涌上心头，我差点哭出声来。母亲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没事，晕台、怯场，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关键是你自己没有信心啊！”母亲这样安慰道。彩排结束，我和母亲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剧团的剧场。剧场空旷，寂静，偌大的剧场里就我与母亲两人。我在台上，她在台下。“你就当我是你的观众。”母亲笑了笑，“不要管我。”当灯光开启，当音乐再次响起，我感到舞台消失了，母亲也不见了，心里只有舞蹈，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人，随着音乐，舞蹈至曲终。就是这样的感觉，换来的是晚会时观众雷鸣般的掌声。音乐终止，我眼眶湿润，望着侧幕的母亲，母亲望着台上的我，两人会心的笑了。
高中毕业，我选择了读设计，这让很多人不解。其实除了学习戏曲，六岁的时候我还学习绘画，主攻水墨，这点鲜为人知。在艺术学院读书的那段时间，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候，课程并不是很重，所以有很多的时间自由支配。那时的我性格内敛，不好走动，时间大部分都挥霍在了画室里。画室的窗外是舞蹈系的练功房，近在咫尺，近得只要我们打开窗户就能和对方说话，所以我们作画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或悠扬或激昂的音乐。大家正值豆蔻年华，心里难免揣着一只多情的小兔子，一旦一墙之隔的对面放出舞蹈的音乐，男生各个都按捺不住，恨不得马上奔向窗口，看看对面娇美的身姿。定力好的依然专心作画，可总有那么几个分心神游的。这让授课的老教授好生烦恼，却又不好说，也就干咳几声，提醒那几位心不在焉的学生回回神。设计系的男生最让其他系的男生嫉妒，就是因为与舞蹈系特别的近。我想设计系男生对舞蹈系女生的拥有率居高不下，也是与此有关的。当然，我也是这拥有率中的一个小数点。找舞蹈系的女生做女友倒不是因为她们漂亮，虽然事实如此，但是仍有一种深层的内涵不为人知，那就是对舞台的寄托。当朋友追问起我们相识的动机，我无不解嘲地说道，我上不了舞台，就找能上舞台的。众人大乐，以为笑谈，却不知真有此深意。
我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但是所有的不堪都源于自己的野心。我时时刻刻都向往着自己梦想中的学校，所以在艺术学院就读的第二个年头，我毅然的退学北上，信心满满的去考取我心中的那所高校，可是未能如愿。回来后，父亲讽刺一番决意不让我再踏艺术之门，于是再次高考，就读财经学院。在那段日子里，苦闷和羞愤像利刃一样割裂着自己的精神，内心的世界突然变得阴暗，荒芜。一天傍晚时分，在练功房外人山人海。凑近一看原来是学校舞蹈队招新。一位学姐迎面走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忐忑，矛盾不已。但终究禁不起她三言两语的好劝，便耐着性子参加了面试。翌日，录取人员张榜公布。从同学的口中得知，我竟然榜上有名。我不信，想必是他们弄错了，于是并没有在意。晚上，与同学去食堂的路上，不经意地路过张榜处。出于好奇，想看个究竟。这一看，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果真榜上有名。于是，我便这样加入了舞蹈队，开始了另一段舞台生活。
舞蹈队早上要练基本功，所以我们经常要比其他同学早得多地起床。那时我已经二十了，对于二十岁的人来说，不免有些吃力，但小时候有功底，倒也能找回一些。我喜欢舞蹈，我也喜欢和队员在一起的日子。课堂，宿舍，练功房，三点一线构成了我新学校的新生活。
一批批的同学来了，一批批的同学走了。迎来送往，笑容与泪水交融在那个鲜花盛开的季节。我们总会用一台精彩的晚会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情。所以，晚会对于舞队来说，是一个学年里最重要的工作。当时常关心和帮助我们的学长即将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决定策划一台学院有史以来最好的晚会来送别他们，这便是《蝴蝶咏叹夜》。从策划到实施，再到演出，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我已是舞队队长，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不仅因为要参与管理，对学校和队员负责。也因为我对学院老师和上一届的队长，曾许下过一个承诺：一定要把这台晚会办好。说是简单，做起来难。这一年，我像发了疯一样的泡在练功房。对舞队节目一丝不苟，严厉得有些让队员害怕。当时学院礼堂的设备有限，现有的灯光条件不能达到晚会的预期效果。我一盘算，如果能有三千元的支持，晚会的灯光就能上一个台阶。但经费已经超标，学院不可能再拨款。晚会缺少资金，我心急如焚，所以也不得不去跑外联，找赞助。三千元，对于专业的晚会来说九牛一毛，但是对于依靠学校拨款的晚会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在跑赞助的过程中，我面对了很多的白眼谢绝和冷嘲热讽，但是我总不甘心。终于有一家赞助商同意了，我如释重负。晚会的日益临近，可是，三千元的赞助迟迟未能到位，不禁让许多人怀疑。当所有怀疑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按原计划实施。我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一年的精心策划，一年的刻苦训练，一年的倾心等待，所有的努力和期望都停留在了2006年6月12日的那一天。我作为晚会的总策划和总导演，不能让这所有的一切付诸东流。而这所有的一切将会换回两个字，叫“成功”。晚会结束，所有人的眼眶都湿润了，我们抱在一起将所有的压抑一下子宣泄而出。欢笑中蕴含着泪水，痛苦中绽放着幸福。此刻，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赞助商的总经理。他递给我一个红包，说：“祝贺你们，演出很成功，让人难以置信”。我捧着这个红包，望向礼堂的最后一排。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似乎她也在另一个舞台望着我。聚光灯落在我俩身上，遥相对望，隔着却是属于两代人的梦。
维远
2008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