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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两种道路、两种前途
从国庆那里买“黄色图片”的那个男青年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把那些图片翻拍成照片，洗印了许多张，又卖给别人，挣了不少钱。有人向公安局告密了，他被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刑。国庆也被他“咬”出来了，他的年纪小，被送去劳动教养。我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天天都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我和国庆一起去捡过那样的图片，如果他把我说出来，或者那个被判刑的男青年也把我说出来，我也要受到惩罚。当然，结果是我幸免于难。这让我很感激国庆，也感激那个男青年。同时，也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文工团到学校里来挑选学生。那一天上午，做完了广播体操，校长突然走上主席台，扯着嗓子喊∶大家不要动，原地不动，不要散队，文工团来挑演员。操场上起了一阵噪杂的声音，学生们显然为这个突然的消息而吃惊和激动。也许每个人都在渴望自己被挑选上。我旁边的几个女孩子在埋怨学校领导，她们说∶怎么不提前通知咱们，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多么难看。她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不满。还有几个女生立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和发型，同时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做出一幅演员的派头来。一个女生特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很不自然。一定是她怕自己的眼睛太小了，不会被选上。
几个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队列中，一边走着，一边观察着每一个人。看到中意的就叫站出来，让老师带走。
我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因为我在中国歌舞剧团的大院里长大，关于艺术方面的事情并不陌生。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到中学或小学去挑选演员，我也跟着去看过。
一个叔叔走到我的面前站住了，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仔细打量着我。旁边的同学和老师都来看我，把我看得脸都红了。那个叔叔问我∶你跳过舞吗？我点了点头。
我也没有怎么太希望自己被选上。
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差不多快把这件事情忘掉了，突然学校的领导把我找到办公室告诉我说你被文工团录取了，回家准备一下，过两天就出发。
我的养父母为了我上文工团舞蹈学校的事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养父坚决不让我去上舞蹈学校，他的理由是：我的父母正是因为搞艺术才遭遇大难，为什么还要让孩子走老路呢？为什么要把孩子往死路上赶呢？
养母不同意这个说法，我的父母被迫害致死与舞蹈没有关系，其它行业不是也有许多人被整死吗？
这个理由被养母驳倒以后，养父又提出新的想法。学习舞蹈不是正路，那是歪门邪道，玩物丧志。最好的选择是做革命的接班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入团、入党。他对于我喜欢绘画、音乐、美术等，历来都持反对态度。但是，只是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强烈。因为，这一次去舞蹈学校上学，是职业的选择，将决定我的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慎重考虑。
但是，这个理由也被养母驳倒了，养母说：搞舞蹈也可以做革命接班人，也可以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舞蹈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养母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让养父无法驳回：俊雄天天和咱们大院的野孩子们混在一起，受到许多不良的影响。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国庆被劳动教养就是一个危险的提醒。必须让他离开咱们大院，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在这个大院呆下去。
养父只好同意我去文工团学习舞蹈。
我去的地方实际上是文工团下属的艺术舞蹈学校，位于郊区，周围是荒山野岭，很少人烟，乘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个地方不通车，只有乘坐学校的车辆才可以回到市里一趟。我一般每两个月才回家探亲一次。
我在这个学校生活和学习了五年。这五年的生活是平静和安宁的。我真的要感谢文工团给了我这样一个好机会。它不仅让我系统地学习了舞蹈，为我一生的生计与事业奠定了基础。更让我远离了“红色世界”，不再受到那么多关于出身和家庭问题的困扰和刺激。
当时缺乏文艺人才，这个学校的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人才。学校很少搞政治运动，让学生们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革命样板戏上，并为学校周围的农村和厂矿企业进行演出。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市宣传队当演员。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轻松愉快，还为我提供了基本生活费。这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是很令人羡慕的。
参加了工作，生活稳定下来了，我开始考虑找女朋友的事情，也在考虑更好地处理我自己的出身问题。
在大院里，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及历史问题，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受到了很大影响，甚至付出青春和幸福。他们的经历对于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尤其对我在婚姻和爱情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坏的家庭出身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本家、“走资派”、右派分子。“出身问题、历史问题压死人”。出身决定一切，好的出身可以让一个人平平安安，坏的出身可以让一个人吃尽苦头。出身不好的人为了躲避灾难，义无反顾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与自己的父母亲一刀两断。大义灭亲、揭发父母亲的反革命罪行的行为成了革命的时髦。多少个家庭为此而破裂，多少个父母亲被自己的儿女的揭发、被批斗，悲惨地死去。
有了一个好的家庭成分（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尤其是军队干部和革命干部子弟，就被认为感情上、立场上是先天与党和政府一条心的，是“自己人”，过了政治关、感情观，思想纯洁、阶级觉悟高，政治上的保险系数自然提高了许多倍。他们不但在升学、就业、升迁、分配、福利（从摇篮到墓地）、政治参与上获得了优先权，择偶上获得了优势地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也获得了豁免权，不会列为运动对象，永远是依靠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毛病，如组织纪律涣散、业务能力不强、个性倔强、生活作风浪漫等，也会被认为无关大局，还是属于各级党团组织的基础力量，即使出了事情，也能冲抵、注销一部分罪责。理由是“好人犯错误”。
家庭出身不好的家长被称为“狗”，他们的孩子被称为“狗崽子”。“狗崽子”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邻里中，都受到同龄孩子们的欺压。在学校，他们被歧视、批斗、毒打，关押进私设监狱，强迫作苦役；在邻里，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辜辱骂，玩具等心爱物品被抢夺。
在我还没有独立判断能力、未成年的时候，我的养父母为我向社会隐瞒了我的家庭问题和历史问题，我冒称了他们的儿子，也冒称了他们的贫农出身，这让我的生活获得了一个平静的环境。我顺利地考入文工团正是得益于隐瞒了家庭和历史问题。与我一起报考文工团的人当中，根据我的记忆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政审没有通过而落榜。他们的父母是右派，或者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资本家。我侥幸地逃过了一关。
隐瞒了家庭和历史问题虽然让我受益匪浅，却也令我经常处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之中。尤其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我的紧张不安与日俱增。动荡的年代造就了我敏感的性格，加上我天生胆小的性格，出身问题总是缠绕在我的心头，是我的最大的心病，我总是想：将来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我的出身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年，我被文工团选中后，文工团的人到学校和街道居委会对我进行政审，着实让我和我的养父母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在惊恐中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直到正式录取通知发到我的手里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和我的父母更紧地保护好我的家庭出身这个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从此以后，我的心底里总是感到不踏实，这个问题象阴影一样围绕在我的身边，挥之不去。
离开北京以后，我的生活主旋律就是寻找安全感，我过的是一种逃生的生活，躲避迫害成为了我的本能的一部分。我的生活方式中都包含了“寻求庇护和安全”的含义。安全就是我生活的指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参加工作以后，我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和业务上，不讨好谁，也不得罪谁，既不表现积极，也不表现落后。从来不敢多说多动。对于政治问题从来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参与讨论，只要周围有人讨论政治问题，我立即远远地躲开。我尽量不结交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点“泄密”的可能性。我最怕同学或同事们都我家里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我索性不交友，也不接受邀请到他人家做客。
从文工团艺校毕业回来以后，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抹掉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这个黑影子对我的纠缠。婚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要走哪条路是可以选择的。”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恋人和婚姻是可以选择的。一个“黑五类”子女与“红五类”子女结婚，把家庭的“黑”色彩冲淡，冲淡了的黑色就是灰色，由“黑”到“灰”，既然无法成为红色，又不愿做黑色，只好做一个灰色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想法。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是工人和贫下中农，与他们联姻，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成为他们的一员，多么天才的奇思妙想，多么英明、睿智的论断，是政治高压时代人们的生存智慧。多少人通过一次婚姻改变了命运！
但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婚姻很难保证是幸福的。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已然让他们不能自由选择，无法在性格、性情、长相等方面苛求对方，一个出身好又性情好、长相好的人，不可能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结合。既照顾了政治上的考虑，又满足了自己的感情需要，才是最佳的选择。
我认定小青就是这样的人。从小时候起，我就对她情有独钟。离开大院到文工团艺校学习以后，我们很少联系。我通过馨慧向她转了几次信和照片，都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就再也没有想她的事情。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回家探亲，也见过她几次，但是，只是简单地说了几乎话，没有多交往。一是因为我回家住的时间短暂，二是因为我们家从港务局宿舍搬到了纺校宿舍，与她家不再是邻居。
我选择小青不仅是因为她的出身，即使她不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我相信我也会爱上她。她的家庭背景和我对她的感情，这两个背景是吻合的。
小青，老实，说话不多，对人亲情，让人感到温暖。小慧比小青长得漂亮一些，气质也高雅得多，还机灵。我更喜欢小青。这种喜欢中含着同情。她显得那么柔弱、无力，当她与小慧为什么事情争吵时，即使她占理，也说不过小慧。她首先在气势上被小慧压倒了，常常被小慧的话堵得无言以对。我总是在感情上倾向于小青。
我喜欢小青，还因为她让我感到了家庭的温馨，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我的心里渴望着家庭的温暖，虽然养父母对我很好，象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但是，我还是在心灵的最深处感到了无法排遣的失落感和缺失感。这种感觉在早晨醒来时最强烈，一种遍布全身的痛苦伴随着慵懒缠绕着我，我渴望一个人来拥抱我，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我的理智告诉我这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我想到了晓青，这真是太奇妙了。莫非她象我的母亲？她的甜丝丝的微笑，细声慢语的腔调，都让我想起了母亲。
小青对我的仰慕和崇拜大大满足了我的自尊心，让我陶醉于男子汉的光荣里。我对于她的生活也充满了好奇。我可以帮助她做许多事情，充当她的老师，手把手地交给她文学、音乐、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在她那里我可以大有作为。这是我从馨慧那里无法获得的。
学校的校园有一些破旧，却是美丽的。它为纺校的子女提供了多方面的优越性。教师的孩子们可以自由出入学校的任何地方，与学校的学生们共同享用这个校园。学校的图书馆是对他们开放的。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家长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或者是图书管理员。学校图书馆里有一些“禁书”，对学生是不开放的。但是学校教师的子女们可以借阅到这些难以借阅到的书籍。当港务局宿舍的人们看到纺校宿舍的人家里总是把门窗关闭得紧紧的，即使在夏天也是如此，并且为此感到不解的时候，正是学院的教师们的子女们在读禁书的时候。
馨慧是“悠闲”的，这是小青不可能有的东西。校园里有一个人工湖，湖边长满了野草，湖中的亭阁也已经破败，从湖边到湖中的亭阁的木桥也晃晃悠悠，扶手早就腐朽。有一天傍晚，我看到馨慧坐在那个亭阁里读书，我顿时生出了：“江山不再，美人依旧”的感慨。我和馨慧太同类了，有太强的同质性。我们的家庭背景是相同的，拥有共同的语言，在沟通上没有任何隔阂。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都可以心领神会，传递比语言更多的内容。我和馨慧都没有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恋人，也没有以谈恋爱的心情相处，但是我们象恋人一样亲密无间，是“不是恋人的恋人”关系。
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我和馨慧无疑是最合适的，也许我在感觉的深处已经认为她就是我的人了，没有得到她或失去她的问题。她从来都是我的，我从来也都是她的。我们之间没有“得到”与“失去”的问题。我没有从她身上获得“得到”的快感，也没有品尝“失去”的痛苦，我们天生就是“互相拥有”的。我们之间没有落差。没有落差，水就不会形成美丽的瀑布和汹涌的河流，甚至不会流淌。
把我和馨慧联结在一起的东西，除了共同的家庭背景以外就是书籍。我们都喜欢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都是我们共同的话题。我们读的书都是社会正统舆论不提倡的，或者甚至就是禁书。她家里的书比我多多了。我家在北京的时候也有许多书，但是抄家的时候都丢失了。我家的书大部分是迁移到这里以后才积攒起来的。我可以从她那里借到许多书。更多的时间是在她家里读书。
我有一个自私的、见不得人的想法：如果我从她家里把书拿回自己家读，被别人发现了，主要罪责在我，如果在她家里读书被发现了，主要罪责在她家。我为了更安全，一般选择在她家读书。
我们阅读同样的书，谈论同样的话题。任何一方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书，都会介绍给另一方。在交换书籍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默契。只是，她向我介绍的书多，我介绍给她的书少多了，而且，我介绍给她的书都是“安全”的书。这也与我的顾虑有关系。我要避免一切“露马脚”的可能性。
我们共同阅读过俄罗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飘》，它们令我们无比激动。我们把一些感人的段落背诵了下来，互相检查对方背诵得是否准确。这些书，晓青连它们的书名都没有听说过。
正是因为馨慧的家庭是一个文化人的家庭，我不能选择她。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文化人，养父母也是文化人，我对文化家庭产生了恐惧心理。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多么自豪、骄傲，令人羡慕，我把文化、知识与封资修划了等号，拿文化当饭碗就是“臭老九”，文化人是少数派，他们的成份、出身多数不好，不卑不亢、打扮讲究的洁癖令人讨嫌。毛主席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没有文化的人都是苦出身，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的大方向，社会的大趋势，我必须遵循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馨慧同班的一个男生，是我放弃馨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追她追得很紧。这个男生名字叫刘刚，比我帅得多。
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引起过我的注意。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帮坏学生，在一个更坏的学生的组织下成立了一个“打狗队”，所谓狗就是“狗崽子”，就是“黑五类”的子女。
“打狗队”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子弟，也就是“红五类”子女。他们擅长打人，也喜欢打人，他们说：这些“黑五类”的狗崽子就是该打，打他们不犯罪。不把他们打趴下，将来让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站起来，我们还要受二遍苦，吃二茬罪。他们知道哪个班有出身不好的人，也知道谁是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常常突然闯进一个教室，拉出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暴打一顿，直到打得他爬不起来。有的人害怕被打、免受皮肉之苦，私下里悄悄地找到他们，送钱或好吃的东西，讨好他们。这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也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以后干脆就只对那些不愿意就范，不向他们进贡的“狗崽子”们采取行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黑五类”狗崽子当中终于冒出了一个英雄。他长得个头很高，身体很强壮。他早就想为自己的同类们报仇，天天锻炼自己的身体，练哑铃，悠单杠，捣沙袋，终于练得肌肉结实、力量无比。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仇的机会。“打狗队”恰巧到他的班上要打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他挺身而出，挡在那个就要被打的学生和他们中间，一声也没有说，扭住那个领头的小子的脖子转了一个弯，差一点把他的脖子拧下来。那个小子疼得“哎哟哎哟”地叫，趴在地上打滚。这时，他才发话：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还敢打人，我就拧下谁的脑袋。
那帮人乖乖地溜走了。
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暗暗地高兴，对那个英雄充满了敬意。
这个英雄就是刘刚，刘叔叔的儿子。
刘叔叔是纺校校办工厂的工人，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母亲很快就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刘叔叔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妹跟他们的后父生活在一起，只把刘叔叔托付给自己的妹妹，也就是刘叔叔的姨妈抚养。
这是解放前，也就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解放以后，他们的那个后父逃到了台湾，刘叔叔的母亲和他的弟妹们都成了“逃台国民党军官家属”。自从母亲改嫁，刘叔叔就很少和母亲及弟妹们来往，现在更不敢和他们来往，索性断绝了往来。
他和那个后父没有生活过一天，甚至没有见过一面，“逃台国民党军官家属”也有他的份。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刘叔叔对于自己历史上的这个“污点”的恐怖也越来越强烈。
刘叔叔改了自己的姓名，把自己的姓改成姨夫的姓。在户口簿上，他成了姨妈和姨夫的养子。在邻居街坊面前，他也自称是姨妈和姨夫的儿子。
他的母亲和弟妹与他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坚决反对他们来找他，他也坚决不去看他们。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已经顾不得孝道了。我无从知道刘叔叔是不是一个孝子，或者他是否曾经为了自己的不孝而痛苦和谴责自己。也许他为了母亲把自己撇给姨母和姨夫而怨恨她，与她赌气。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原因，他与他的母亲及弟妹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
即使这样，刘叔叔也没有逃脱“审查”，甚至全家人险些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也被定为“逃台国民党军官家属”。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刘叔叔的“历史问题”和出身问题完全是牵强附会，是冤枉好人，他与后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怎么能把定为“逃台国民党军官家属”呢？
刘叔叔的姨夫是一个凶残的家伙。解放前，姨夫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他把所有的重活都给刘叔叔干，刘叔叔一声不吭地、默默地承担下来这些活。冬天，他早晨早早地起来生炉子，把店门打开，还要打扫卫生。晚上，他不能睡在家里，只能睡在店里，为的是让他看管店铺。
姨夫常常拿皮带抽他，没头没脑地抽，抽在头上，抽在脸上，留下道道痕迹。
更让刘叔叔痛恨的是姨夫霸占了他的财产。
当初母亲改嫁扔下他的时候，心疼他，把父亲活着的时候攒下的十袋子白面留给了他。他的年纪小，由姨妈和姨夫保管。
这可是一笔大财产，让姨夫红了眼。姨夫偷偷地把他们卖掉换成了钱。
当姨夫抽打他的时候，他疼急了也气急了，突然恨恨地说：我的十袋面粉到哪里去了?
姨夫听了更加用力地抽打他。
边打边骂：管你吃管你穿，你还要向我讨账？
打死你这个畜生。
我经常想：姨夫对待他这样苛刻，他为什么不逃走呢？
他没有可以投靠的亲人，这里是他唯一的安身之处。离开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流浪汉。
他难道不能回到自己的母亲的家，和骨肉团聚吗？
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母亲已经是逃台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他回到母亲的家里不是自讨苦吃、自投罗网吗？
两种苦，刘叔叔选择了姨夫家的皮肉之苦。
况且这个皮肉之苦是短暂的。当他结婚以后，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就可以离开这个苦海了。
50年代，刘叔叔结婚了。姨夫家没有给他准备什么东西。新房（也算是新房吧）是借的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婚礼（也算是婚礼吧）很简单，把双方的亲戚召集在一起，大家随便聊了聊家长里短的话，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招待客人的东西只有茶水和喜糖。大家都回到单位上班。包括新郎新娘也没有休假，待大家走了以后，他们稍稍休息了一会就回单位干活去了。
刘叔叔的母亲也被邀请来参加了。她却象一个客人，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对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也就是刘叔叔的姨妈和姨夫）客客气气地表示了感谢。刘叔叔坐在一边听着他们说话就像在听他们说别人的事情，一点也不象说自己的事情。
刘叔叔处世低调，不与人争吵、打架。他对所有的外人都是好脾气，谁也不得罪。他的手很巧，木工，瓦工，很多活计都做得好，大家愿意求他，他是有求必用。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他和人家吵架了。
这一次是被人逼急了。
他的儿子被人打了，打得鼻青眼肿。他领着儿子去到那个打人的孩子的人家说理。
但是，那个孩子抵赖，说是刘叔叔的儿子先找他的事，把他打了，他是“自卫”。
这个过程正象我被打后我的爸爸带我去说理是一样的。
最后的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刘叔叔象我爸爸一样被大骂了一顿。
这顿骂也一样富有政治含义。
他骂道：不要梦想变天了。国民党早已经跑到台湾去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当家作主。谁想欺负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砸烂他的狗头！
他一边说一边揪住刘叔叔的衣领子，说：走！到派出所说理去。
刘叔叔原本脸上带着怒容，可是听了他的这些充满暗示的话语，还要去派出所，他的脸吓得发黄了，汗珠子也留下来了，表情和语调顿时变得软下来了。
他挣脱开对方的手，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告诉你，不要让孩子打人这样狠。
对方明显听出来他的语调的变化，更加变本加厉地大喊大叫。这时，邻居有人站出来劝架，给了他面子，他才罢手。
刘叔叔是一个胆小鬼。文革期间听敌台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反革命行为。有的人因为听敌台被抓了起来，甚至被判了刑关进监狱。刘叔叔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上是很谨慎的。听收音机经常在调台的时候突然冒出外国话。讲外国话当然是敌台。把人搞得惊恐万状。刘叔叔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总是把声音调到最低才调台。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听收音机，突然调出了讲外国话的节目，声音又非常大。他暴跳如雷地冲到儿子身边把收音机关掉，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嘴巴，骂道：你不想活了！
刘刚热恋着馨慧。
我们两个人成了情敌，我和我所崇拜的英雄成为了情敌，和我最同情的人的儿子成了情敌。这真是一个玩笑，或许还是一个幽默，黑色的、苦涩的幽默。
我不知道馨慧为什么不喜欢他。
她越是不喜欢他，他追得越紧。
我们在馨慧家里聊天，他在窗外偷听。
馨慧向窗外泼茶水，正泼在他的头上，他“哎呀”了一声，我听到了，馨慧却没有听到，或者装作没有听到。
在一个雨天的晚上，我从馨慧家出来回家，看到一个人打着伞在馨慧家的胡同口处徘徊，天黑、又有伞的遮挡，我还是看出了那个人就是刘刚。
我对他的影子太熟悉了。自从那一次他把“打狗队”教训了一顿以后，我就关注着他的行动，早就对他的一举一动铭记在心。
我真得感动要流眼泪了。
他为什么在雨天的晚上徘徊于馨慧家附近呢？或许他想见她一面？或许他约她在这里见面，久久地等待她的出现却终于希望落空？
我很同情他。我们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只是我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日子比他过得好多了。我多么想分担他的痛苦，或者与他同甘共苦。
他就是我，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的身上也有他的影子，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如果，我也象他一样戴着一顶“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帽子，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会离我而去。我会象他一样没精打采、意志消沉。馨慧对待我也一定象现在对待他一样，也会拒绝与我交朋友。
我和馨慧心照不宣、从不谈他的事情。
他的弟弟有精神病，常常发作，把家里的东西砸得一塌糊涂。家里的暖瓶、水缸、锅碗瓢盆等东西都成了他手上的牺牲品。如果正巧赶上刘叔叔和刘刚在家就会把他制服，家里的东西少受一些损害。如果碰巧刘叔叔和他都不在家，只有母亲或妹妹在家，那就惨多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看着他砸这个砸那个。甚至她们本人也成了暴力的对象。妹妹在啼哭，母亲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捶胸顿足。
他家门口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我不忍心跑去看这种惨状，只是有几次路过的时候遇到了。我看到他家的地上流满了水，那是水缸破碎以后流出来的水，他的弟弟倒在泥泞的地面上，两条腿还在上下踢蹬。
刘刚听到弟弟发病的消息后赶回家里，面前已是一片狼藉。人们都以为他会好好地收拾教训弟弟一顿，可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和母亲、妹妹一起收拾残局，和蔼可亲地对待弟弟，他把弟弟抱进屋里，给他清洗身上的污垢，来到门口对看热闹的人说：别看了，有什么可看的。他讲话的语气那么客气、冷静、柔和、低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没有一点生气的感觉，围观的人不好意思再待下去。
但是，有一次，馨慧也出现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她和我一样，也从来不会凑这样的热闹。这一次，也许是被人硬拉来的。
我注意到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刘刚的脸上露出了尴尬和羞涩，慌乱地躲进了屋里。
很多年以后，我才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的弟弟并不是真的精神病人，他是装病，为的是不被“下放”或“遣返”到农村去。那个时候，许多出身不好的人家被以“下放”或“遣返”的名义流放到了农村等偏远的地方。但是，家里有人生重病的，可以免受此苦。
他们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很少与邻居交往，不敢正眼看人，躲着人走路，天天关门堵窗的，毫无声息。这与我刚搬到“大房子”的时候是一样的。我更加同情他，也对他增加了亲近感。
我想如果我没有隐瞒我的家庭身份，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我也曾想要接近他。他对我很冷淡。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人都是这样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他对于我夺了他的心爱的人而痛恨我。
我很为自己夺了他的心上人而感到愧疚。从道理上来讲，我的这个愧疚感是没有必要的，并不是我夺了他的爱人，馨慧原本就对他不喜欢，他们两人也没有建立恋人关系，我更不是第三者插足。从各个方面讲，我都是问心无愧的。但是，我的这种愧疚感是有何而生的呢？
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同类、亲兄弟，甚至就是我自己。我觉得他太象我了，我也太象他了。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给与我们的痛苦已经很多了，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还少吗？我们自己人为什么还要给自己人痛苦呢？我们应当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我怎么忍心与他争夺一个女孩子呢？
即使我放弃她，离开她，并不能保证她一定会喜欢刘刚。但是，我的心理可以获得安慰和平静。
